终点站在上村村口,也即两村之间。来往歙县昌溪的中巴车就那么三两辆,因为人少路远,由昌溪回返歙县每两小时方才一班而末班车不过下午两点半。
关于昌溪,有桩渊源在北京日日可见,那便是星罗棋布四九城内的吴裕泰茶庄。这家开张于满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本名吴裕泰茶栈的老字号,创始人便是这昌溪上村的吴锡卿。只是相比于如今在京城蒸蒸日上的吴裕泰茶庄,昌溪无论在经常还是在文化上都已然没落了。

去时正是家家户户忙着张罗午饭的时候,忠烈庙转角处一处小集市菜摊前生意正是红火。村中街道如同所有徽州老街一样,湫隘逼仄,昏暗夹杂着浓烈的霉腥味儿,有这么些色彩秾研的果蔬点缀,心中豁然开朗许多。

肉铺就有些清冷了。后来看到村民午饭桌上,确是多以果蔬入菜,加之家家又有风腌咸货,我去时看到那么两条肉,回来时还看到那么两条肉,也就不以为奇了。

上村里的旧宅所剩不多,村民富裕起来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拆去老屋翻盖新房,红砖水泥,瓷砖帖面,在中国处处皆同。无力翻新的,自然也是无力修缮的,只好任由老屋颓圮破败,断壁残垣,不胜凄惶。
九子巷中,一位孤独老妪正在浆洗件蓝布衣裳。甫一见,心中便觉着揪得紧。巷内极其湿冷阴暗,她兀自站在那里,仿佛一切在迅速老去。擦身走过再走回的瞬间,用端在手上的相机盲拍下这个场景,感谢数字相机的高感光度让画页如此亮丽,如同希望照耀。
出九子巷再向村落深处走去,在转向吴氏宗祠前看到一位在家门前晒太阳的老者,胸口别有两枚纪念奖章,老者示意一枚为朝鲜战争纪念章,并让我进堂屋看悬在墙上的三等功奖状。他让我想起那位我在北京街头遇见的落难的抗日老兵王山王老爷子,不知道他现在可好。我在屋中折腾许久拍摄下他镜框中因玻璃反光而极难拍摄的奖状并为他留影数张,正准备继续攀谈笔记,不料想老者伸出食指索要拍照费用十元。在许多村子里,我都能遇到慈祥长者,我乐于为他们留影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总是在天黑以后才怀念夕阳。如果他们困苦着,以恤老怜贫之心,在不刺伤他们颜面且不以施舍者的姿态留下一些钱款更是应当的。可这次却让我感觉羞耻,他并不困苦,甚至谈不上友善,言语更是不通,我仅仅是因为那两枚奖章而动了拍摄的念头,结果我却犯了根本性的判断错误,我落入了一个付费拍摄的陷阱。我窝火的更多是对自己判断错误的沮丧,老者利用些资源获得些收益也可以理解,只是那违背了我的摄影宗旨。我说我并没有拍他所说的那种合影收费照,他不屑的口气说明明看见我拍他了,的确,很多时候为了捕捉真实状态我使用盲拍,可他的口气着实激怒了我。我把相机回放打开,把五六张照片指给他看,然后当着他面全部删除。
如此一来,扫尽了我对于昌溪的一切兴致,我只想走完上村便做归途。

上村最为可观的吴姓宗祠正在以惯常最粗俗的方式修缮,从忠烈庙上的那新建不锈钢宝顶便可看出其修缮工程之无序与拙劣。趁着施工村民打开祠堂的片刻间隙,得以进去观览大略。主体建筑“叙伦堂”木制构件保存较好,宽大幽深,昏暗阴寒,自然而然有宗祠的神圣感。几位村民指点着檐枋以土语交谈片刻,似乎决定下什么,厉声要求我离开,然后深锁上祠门。

宗祠门上悬挂“第一世家”匾额,落款印刷体“朱元璋”,其后“圣旨”牌落款是大明太祖庙号,墙上标牌注明年代为元末明初距今已“140”年。乱七八糟,不伦不类,这就是自我标榜为“歙南第一村”的所作所为?丧灭文化至此,不仅贻笑大方,更是自取其辱。
如果历史是真实的,就面对历史实物在浩劫中毁坏的现实,以严谨翔实的文字说明即可,万万不要去臆造伪赝之物,不仅无法让虚假的成为真实,反而会让真实的成为虚假。真爱昌溪或真爱文化者们,该是警醒的时候了。
至此已是午饭时候,饥肠漉漉,匆匆回返。途中却遇一位异姓村民,热情与我寒暄,并主动介绍我参观一进古宅。

宅中老妪笑脸相迎,失望至极的心中着实泛起些许温暖。老翁拾掇饭桌,后院不知是他们的女儿还是儿媳正在做饭,详和宁静。

知道他们马上要吃午饭了,我也不敢多作搅扰,加之心中兴致仍然不高,只是大略看了一圈天井之上的雕花雀替与木窗。告辞而出,那位异姓村民已在等候,说有问题请教,并引我至边上一小巷之中。与我窃窃私语其家中有古董字画云云,我本以为其意又是售卖伪赝之作蒙蔽游客,细谈之下才知其见我于此道颇为熟悉,有意让我代为其将其家中所藏介绍买家。


至其家中,才知不过是一些清末民国作工拙劣的民窑实用磁器,不值仨瓜俩枣,倒是一轴光绪年间洒金红宣贺寿书法中堂略有可观。上款:“恭祝诰授奉政大夫渭来先生暨德配诰封宜人吴母张太宜人七旬双寿荣庆”,下款“经筵讲官尝戴花翎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衔稽察中书科事务南书房行走愚弟徐琪拜祝并书 龙飞光绪二十六年岁次上章困敦季秋月谷旦”。徐琪,字玉可,号花农,室名九芝仙馆,浙江杭州人,生于满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民国七年(1918年),享年七十。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编修,官到兵部侍郎、福建学政。工书法,善花卉,神似恽寿平。间作山水小景。又工诗词。此轴因为贺寿之用,以馆阁体小楷写就,于艺术价值全无可取之处。倒是其中可以索隐出一些典故旧闻出来,颇为有趣。
上款所提“渭来先生”,即本村乡贤吴景桓,其字渭来,满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生于昌溪沧山源,卒于满清末年即宣统三年(1911年),享年八十。其兄吴景松,字鹤年,长其两岁,在京经营茶叶生意四十余年,交游甚广。后与人合股在天津开设永安茶庄,是当时华北资本最大兼营批发的茶庄,业务遍及河北、山西城乡和东北三省,又在张家口经营以茶砖换羊皮的以货易货贸易,事业腾达,家资钜万。景松景桓兄弟之间,感情甚笃,商定兄弟不分家,景松在外掌管店事,景桓在家教育子弟。景桓禀性忠厚,热爱家乡,乐善好施。其一生从未离开沧山源,每年其兄寄巨款回家,景桓规定不置田产,不造华宅,而斥资兴办教育、赞助公益,《歙县志》云其:“斥万金购市产七所,收租通以资族中子弟读书”,在沧山源创办义塾,又在昌溪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崇文学堂”。如此吴氏族中声名显赫之人,其旧物如何却藏于一本村异姓人家,着实令人费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景桓夫妇七十双寿,虽然彼时其兄景松已然辞世八年(1892年),经济方面想来大不如前,但以渭来先生的望重德高,寿筵肯定还是热闹非常的。只是那一年,庚子国变,季秋九月,荒淫无道的叶赫那拉氏还裹胁着傀儡皇帝仓皇鼠窜,替罪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文忠公正在向八国联军苦苦求和,北方狼烟一片,山河残破。倒是在这皖南青山绿水小村之中,可见当时一隅平静安宁。
主人索价数万,如有意者,可代为接洽。
上村村头有一幢“旌表故儒吴永玠妻姚氏”牌坊,进村时看见但因为形制简单加上还没有拿出相机故而没有拍摄,离开时候,想着大略拍摄几张牌坊上的文字以作资料之用。牌坊左侧有民宅一间,正有一中年男人推出自行车出门准备离开,看见村民注视我都是含笑招呼,徽州地区村民除少数回以微笑寒暄几句之外,大多数不予回应,可这位中年男人却面带严肃,走过来说拍这牌坊是要给钱的,我问多少钱?他说要“几块钱”,旧怨新怒勃然爆发,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与人交恶,我告诉他要钱没有问题,拿来收费证明多少钱我马上照付,没有的话一个大子儿也休想拿去。他喋喋不休说亏了他才保护下这幢牌坊云云,我嗤之以鼻,中年男人始终底气不足,也自知收费无凭,最终只好悻悻离开。
昌溪这都是怎么了?
对于昌溪,以后会存留在记忆之中的,怕是只有那江边两株树龄八百年之上的香樟木,四五人合抱之粗壮,江岸高坡之上,树冠岿然,俨然长亭短亭。

返回歙县途中经由北岸,即然来便一并走一趟。饥肠漉漉,两处村庄居然找不到一家饭馆。这两天天气转晴,午后气温迅速升高至二十度左右,阳光直射下有夏日的炽热,饿断以渴。实在没辙儿,村里买了一瓶瓶盖都不在密封状态下的所谓纯净水和几片饼干充饥。北岸与昌溪类似,民居新旧杂处,亦有吴姓宗祠,宗祠新近修成,可以远观,祠门紧锁,我也没有想进去的念头。另有风雨廊桥一座,外观内部均乏善可陈。饥渴交迫之下辛辛苦苦从公路走到北岸,甚至都没有拍上三张照片。

倒是宗祠门前晒着的四五只火腿,红彤火艳。隔着绵溪河我便看见他们,过风雨廊桥直奔宗祠前又为看他们,坐在他们面前啃饼干,后来我又支起三脚架用Yashica 124G给他们特写留影。
我把一切悲愤交加,都转化在此。
Nikon D200
AF-S Zoom-Nikkor 17-35mm f/2.8D IF-ED
AF-S Zoom-Nikkor 17-35mm f/2.8D IF-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