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西伯利亚铁路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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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纪行 之一

  十九点。
  北郊客运站。
  最后一班,开往蔚县的客车进站,快乐的蔚县姑娘,我听见她告诉初去蔚县的旅客说,夜里十一点就能到家了。她高高壮壮的,开朗活泼,虽然已经是炽热难耐的暮春初夏,她却让我想起堡子夯土墙垣上的积雪。是的,我始终想念蔚县,想念蔚县的寒冬,清晨街头卖早点的长案上,一碗热粥,呼呼地喘着热气,然后片刻冰凉。
  偌大的水磨石地板的候车大厅里,零散在两排座椅上的,都是将与我同去二连浩特的。另一位能说汉语的姑娘,是在北京参加完什么中医秘方制品大会的二连人——内蒙古即漠南蒙古科尔沁部蒙古人;五位蒙古国人——外蒙古即漠北喀尔喀蒙古人;八个结伴中转蒙古回国的俄罗斯留学生,像一切俄国人那样嗜烟嗜糖。客运站六点即已下班锁门,男孩子从场站绕出去买回巧克力冰淇淋饕餮。他们还年轻,运动和雄性激素还能让他们抵御糖份的侵蚀而保持身形健美,但是姑娘们,姑娘们却已经把糖份转化而来的脂肪携在身上。嘈杂,并且不时结伴去停满汽车严禁烟火的场站里吸烟,这终于激怒了值班的站长。站长电话召来二连班线在北郊客运站揽客的包师傅,一通训斥。精明的科尔沁蒙古人也是无奈,与班线负责人以及客车车主们的通话终于演变为蒙古语的激烈争吵,但是原订最晚七点在北郊客运站二次载客的班车依旧迟迟未至。原因是有太多发往二连的货物,以至一再延迟。

  二十点。
  我已经在客运站里苦等了四个小时。
  八点从家里出门,昨天仿佛盛夏的暑热褪去,阴郁的清晨居然有些许的凉意。
  十四点,北京南站,地铁闸机显示我的公交一卡通已经超期。离开北京太久,地铁已经分段计价,只是依然乘客汹涌。依然有人工提醒换乘站人多拥挤,注意安全。语音依然是混沌在舌尖的北京话,现代化的地铁与木厢板铁窗栏的有轨电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语音会让你觉得他们永远只是在敷衍这项工作,而真正在工作中昂扬的则会像小公共售票员们底气十足地吆喝出那句:“有大座儿。”
  走出平安里地铁站,前面两个女中学生在说某样玩意儿好吃,某样玩意儿不好吃,身旁高高壮壮的戴眼镜的男同学娇嗔地斥责她们:为什么你们这么挑食?
  坐在护国寺小吃喝我的那碗豆汁,男同学忽然又显现在我眼前,端走了放着三份炒饼的托盘。他们坐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我知道,女同学的那两份炒饼,终将会有一部分被扒拉进他的盘子里。而且按照他的年纪,这样做已经不再单纯只是因为饥饿,与异性分享食物大概总会是最初的调情,是以食物替代在餐桌上的翻云覆雨。
  客运站里的喀尔喀男人们,装束远比俄国人更像西方人,刺青穿孔,极尽张扬。一胖一瘦的两个男人是结伴同行的,胖子穿着短裤,可以展露出小腿外侧纹案繁复的刺青;瘦子瘦得仿佛只是胖子的一根具有独立人格的肋骨,两耳悬着夸张的耳环,穿一件印着索永布(Соёмбо)中太极图案变体的T恤。性格却不像装束那样张扬,始终沉默不语。晚餐是随身带来的两份便当,瘦子默默地把自己那份扒落出一多半给胖子——这应当不是调情,这只是说明了胖子何以成为胖子,瘦子何以成为瘦子。
  二连姑娘和包师傅彼此之间说科尔沁蒙古语,一来是基于传统,二来是为着避人耳目,尤其是关于车票价钱,似乎全凭车主们自行定价。木樨园客运站的正规车票售价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包师傅却向我要价二百元,而且这已经是针对中国人的特惠,果然他收取俄国人与喀尔喀人的票价是二百二十元。任何向北郊客运站询问二连车次的旅客,都由车站方向转告他的私人联系电话,再由他逐一联络安排,预留二次载客剩余铺位。其中必然有许多利益纠葛,外人难明就里。至于二连姑娘与包师傅用蒙古语谈下的价格,必然又会再便宜一些。
  对于喀尔喀蒙古人,两位科尔沁蒙古人则是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厌恶,尤其是包师傅,太多的喀尔喀人预订了铺位又不予通知地爽约,令他损失不小。就是今晚,还有四位喀尔喀人无论如何联系不上,包师傅大为光火,咒骂不休。当然,作为生意人的他自己,诚信似乎也不是谋利之道,不时地变更着客车迟迟未到的理由,起先咬定是因为人数不足,直到站长训斥以后,无法隐瞒,才说明载货延迟的实情。
  二连姑娘则只是抱怨喀尔喀人的贫穷,而她认为贫穷源于他们的懒惰。虽然他们都称喀尔喀人为外国人,但毕竟有同胞之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觉得能让喀尔喀人和自己一样成为中国人会更好一些,但是想了想又补充到,即便想和谁并在一起“也轮不到中国”。
  最早来候车的一位喀尔喀姑娘,在候车大厅里四处寻找些什么,看起来像是在找电源,我用英语向她确认。她几乎已经用英语说明了原因,但是出于好意,二连姑娘用科尔沁蒙古语接管了对话。喀尔喀姑娘略一迟疑,才明白她说的也是蒙古语,于是改用喀尔喀蒙古语回答。没想到,谈话反而无法继续,因为两个蒙古人完全不懂得对方在说些什么。喀尔喀姑娘有些无奈,像俄国人那样摊手耸肩,表示放弃。后来二连姑娘和我说,科尔沁人还能听得懂一些喀尔喀蒙古语,但喀尔喀人则完全听不懂科尔沁蒙古语——原本即属蒙古语中不同方言,加之互相又有大量汉语与俄语借词,二连姑娘说她听清楚的唯一一个单词是“电话”,因为用的都是英语借词。

  二十一点。
  终于躺在了肮脏的弥漫着脚臭味的卧铺客车里。果然载满了货物,以至于行李仓中不再有任何一点空间安放我们的背包。
  包师傅手中拿着简单的写着铺位号的车票,俄国人把他团团包围,嚷嚷着“上、上、上、上”。他们不愿意要下铺,下铺全部给了安静的蒙古人。还好,我也抢到一张上铺,油腻的窗帘后面,车窗的角落里满是黑色的污垢与口香糖。
  我第一次躺在四环路上,黑夜的北四环。
  我第一次这样看着北京,同行的汽车不是向前,而是向下驶去,淹没在我的脚尖。原来公交车的车灯那么明亮,晚下班的人们站在灯光里,像是模型中的玩偶。我总是坐在车厢后段靠窗的座位上——没有座位的时候我就先反方向坐到终点——抱着我的电脑包看着窗外,看着主路上一辆开往二连浩特的卧铺客车,车窗后面是若干年后的我自己。
  不再有精神,昏昏欲睡。
  在公交车里的我回到家,手里有一份晚餐,或者在那些专司草草打发饥饿的快餐店里吃完。吃完,打开电视,直到电视不再有影像,然后睡觉,等待醒来。醒来,客车正在停在万全县郊外的某处停车场,司机们照例在停车场的饭店里有一餐免费的晚餐,他们的晚餐是因为我们必须用高价买来那些难以下咽的食物。
  那时候,将近零点。
  口外有风,在我的眼睛与凸腹的月亮之间有一层扬沙,月光黯淡。
  越早醒来,越早站在公交站台,越有希望能挤上一辆松朗的公交车,抢到一张可以续上些盹儿的空座。还可以买上一套搁着薄脆让天津人耻笑的没有果子的煎饼果子,或者两个鸡蛋灌饼,就着站台上的冷风吞下。和所有人一样,眺望着公交车来的方向,装作平静,内心却在激烈地计算着车门可能停站的位置,空座总是为最早上车的人准备着的。醒来,窗外是荒漠,荒漠上是蓝色淡漠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天空。客车卧铺是那样让人难以安眠,一端坡起充作枕头,缓坡却在侧卧时顶住肩膀,头即无法安枕。只能平躺,铺位却又不足够长,于是不断辗转,不断反侧,不断醒来。上一次这样的旅程还是在老挝,在巴色(Pakse)去往万象(Vientiane)的路上。不同在于,那夜我急切地期待万象以便重新联系世界,联系上那个姑娘,而今夜我却并不期待二连浩特,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
  醒来,荒漠的尽处有一抹绯红。
  最后,客车停在一处场站里,我看见建筑物的顶端,有“二连国际汽车站”的背影。

  六点半。
  是蒙古荒漠上的风吧?有些冷。
  走到火车站,找到旅馆住下,我居然试着继续睡去,我似乎并不甘愿旅途已有止境。走在路上,寒冷让我只想着加衣,西向的旅馆房间里,却让我热得脱到赤身。
  旅馆正对着呼铁局二连国际列车售票处。开往蒙古国的国际列车,每周一、二、五、六四日途经二连,因此也只在这四次售票,不作预售。我反复确认,甚至是在入住时再次向旅馆老板核实,即便如此,我依然险些滞留在二连。
  我设置闹钟在九点醒来,出门早餐时发现售票处的灰蓝色铁门已经打开——我并不知道售票处打开时即意味着售票,而只当是例行如此,于是不紧不慢地吃完早饭,打算去代办蒙古国身份证的旅行社取护照。路过售票处时,万幸我的谨小慎微,再次向售票员核实,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在售明天的车票。忙不迭地取护照,旅行社也颇为惊讶,大概明天开始劳动节假期,早些售票结束可以安心过节,买到车票时已经售至第6车厢。不多时,售票处便关上了铁门。
  大概票已售罄。
  多么幸运,我有一张明天开往扎门乌德(Замын-Үүд)的695次下铺车票。还有按着1比315兑换的315000蒙古图格里克(төгрөг)——中国人通称蒙古货币为“蒙图”,近来年随着俄罗斯卢布一并大幅贬值——我把蒙图和车票夹在我的护照里,放在电脑旁边,这么会儿我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卷曲起来。在干燥的蒙古荒漠,我能感觉到鼻腔粘膜一点点脱水,一点点干燥,一点点绷紧。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天将会是一次流鼻血的例假。

  对于我买到车票的喜悦,宾馆里摆弄着十字绣的女老板颇不以为然。作为同样老家通辽的科尔沁蒙古人,对于她的喀尔喀同胞科深恶痛绝。她最怕喀尔喀蒙古人入住她的旅馆,即便那些“外国人”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但只要和他们提起房钱、缴费或者续住时,他们就会极尽推搪,甚至用汉语说听不懂汉语。在自己家里已然如此受气,何况去到蒙古国?旅馆里时常有过路的打工者住宿,他们从极南的重庆甚至福建过来,去到乌兰巴托附近不远的工地,像牲畜一样被严管。附近醉酒的喀尔喀蒙古人,时常过去打他们一顿出气,也不能报警,报警以后警察不仅袒护同族,甚至会反诬他们以至遭受更大损失。出外更是需要成群结队,以免横生不侧。她说回来的那些打工者们说:此生绝不再回蒙古。
  当然,更悲伤的,让她至今想起来依然感觉痛苦的,还是去年腊月的那次出殡。
  两位二连商人,还是科尔沁蒙古人,腊月里去蒙古国收购松子儿。某一天,俩人带着65万的现金,招呼一位熟识的喀尔喀出租车司机载他们去银行存款。具体细节几经辗转,多少会有些出入,不知道他们是隔天需要再付货款以至临时取消存款计划,还是实际是从银行取款65万现金,总之,出租车司机出卖了他们,告诉同伙他们身藏巨款的消息。
  二十一点左右,俩人还和家里通了电话报平安,之后便杳无音讯。说他们在二连当地人缘不错,失踪的消息让许多亲朋惶恐不已,后来才知道,他们当夜被劫杀。半个月后,尸体才运回二连。死者之一的侄子来旅馆,让旅馆出具俩人此行的住宿发票,试图和蒙古国方面交涉时能作补偿,但一无所获。蒙古国大使馆不愿处理云云,也许有受害者家属因无望而生的埋怨,但事实上案件事至今日,依然未破。而这并不是中国商人在蒙古国遭遇恶性刑事案件的全部,“还有很多”或者“多着哩”,说起这些事情,二连人大多会如此表示,而有些是亲眼得见的,必然不会只是曾参杀人或者智子疑邻。
  商人的出殡,就在旅馆门外的街上。
  “唉呀,太伤心了,不能提。”

乌兹别克 中亚的心 之四 苏维埃的塔什干

乌兹别克 中亚的心 之三 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

红场,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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