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收藏着的那许多老照片以及底版，却只有一本旧式的黑纸相册。早已经放不下，于是就那样层层叠叠，甚至夹放在笔记本或者随便哪里。家里四季潮湿，于是许多底片早已霉变，甚至将乳剂面咬蚀得斑驳陆离，可惜了了。
一张张整理下来，近六十年的光阴便在指间。久远的，我爸还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那许多小学毕业时男同学交换的纪念照片，一张张如今已苍老但定格于童年的照片。六十年代，初中的他在北京串联时，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影像，甚至学生证时还有如新的革命师生乘车证。直到现在，当他问起我关于北京的哪里时，还是会以天安门为坐标问我那在天安门的北还是东。再后来，他工作了，当了工人，在那里他工作了一辈子，有许多在工厂或者当他出差时偶尔路过的城市里的影像。然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相册里有了他们俩看不出太多亲密但却总在一起的照片，在照片里我爸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而我妈却总是笑得很开心。再然后，他们有了我，于是我能看见当我还没有自我意识时的模样，那感觉远比凝视镜子中的自己时陌生。当我可以记起影像定格时的场景，我才开始真正的参与到这个世界。只可惜从那时开始，照片却逐渐减少，似乎随着彩色摄影的出现以及照相机的普及，照相不再郑重其事，于是随手的那些影像也便随手而去。
我把那许多黑白底版收集在一起带来北京，慢慢地尝试湿法袪除霉斑后扫描成电子文档，再与影像背后的故事一起存档。这项工作，或者诸如此类的工作，我归纳其为分类：勾沉。
之所以这是第一篇，一是因为这是最大的一张底版并且几乎没有霉变，再就是我参与其中并且隐约记得那些时候以及那些事情。
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是我第一次过南京长江大桥，是我第一次去上海，这都是那个时代人们一生中的大事情。
途中，在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一直以来摄影镜头都会让我紧张，于是只有六岁的我惶恐地倒在我妈的怀里，看着前面。前面是什么？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经常我在看一张照片时，都会想象影像之外拍摄者的模样，他参与到定格这副场景的影像中却没有办法出现在影像中——使用自拍器自拍者除外——记录之外的东西会令人感觉神秘。比如这张照片，我出现在那里，我记得那趟旅行中的许多细节，但却丝毫不记得当时我面前的场景，什么人什么相机什么情形以及一切，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丝一毫痕迹。
如今只有这张底版和邮寄邮版的信封，大概可以勾沉一些往事。一个牛皮纸信封，正面右下角油印着“太湖照相馆 无锡 惠山”字样，应当是那时候的一家国营照相馆，不知道如今的惠山泉畔还能不能看到这家字号？背面的邮戳日期是1982年5月6日，如果不是这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会以为这趟旅行发生在1984年，主观的记忆总是不可靠的。底版是罕见的8*8厘米，不愧是国营照相馆，可以在惠山泉畔支起大画幅座机拍摄。
可是，大画幅座机只是勾沉中常见的索隐结论，并不能实质帮助我想起些什么。对于那场景，我仍然懵懂，想不起那大画幅座机的模样，更遑论摄影师的面貌了。
背景中，除却赵子昂榜书“天下第二泉”和漪澜堂上“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篆联以外，还有游人四十——因为我的Epson Perfection 4490 Photo扫描仪透扫区域不足以扫描8*8厘米的底片，所以正方形的照片被扫描成竖方形而不得不做裁切，在未扫描到的区域里还有游人五个，画幅中实际只有游人三十五。
看扫描放大后的照片，这些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背景，忽然鲜活起来。
比如在“天下第二泉”的“二”字下站立的少年，是正在留影呢，而给他拍照片的那个人，恰巧可以透过漪澜堂门后那扇窗户看到，他低头弯腰，胸前想必是架海鸥4BI。少年身左，漪澜堂下几个看着拍照场景的人，想必正在排队等候。那我们身前，也应当有一队等候排照的游人吧？
比如二泉池畔石栏上，坐着的一家人不知道正在说些什么，定格那一瞬，长辫子姑娘正转头看她身侧的女人。还有我身后太湖石下几个歇脚的老人，如今他们已经不在了吧？
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惶恐地倒在他妈妈的怀里正在拍照。天哪，他裤子上膝盖上绣着的是什么？
还有，那会儿我妈的年纪比我现在年年纪还要小，难怪她看上去那么年轻。
如今，二泉依然夜夜映月，只是那些人早已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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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Perfection 4490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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